张树年是著名出版家张元济的儿子，他曾在书中记述过早年在上海看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的出殡情况，中国人的出殡方式，是求大、求热闹，及所谓的大出丧，孝子贤孙一大群；和尚道士一大片。吹吹打打，哭天喊地。名人就更了不得了，比如盛宣怀，他死后的大出丧曾轰动了全上海。相比之下，外国人出殡却讲究安静，仪式隆重但十分简朴。
　　中国人不但活着的时候讲究排场，死后也讲究排场。这种观念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古代封建社会，多数人都十分迷信，因此更在乎自己死后的安排。但也有例外，《西京杂记》中记载的两个汉朝人，他们对于自己死后的安排，可以说是超越了时代，那种观念，是许多当代人都没有的。
　　杜邺是西汉官员，曾担任过侍御史、刺史等职。他也算是世家子弟，是名臣张敞的外孙。杜邺原籍魏郡，祖父辈迁居到了茂陵。
　　晚年的时候，杜邺生病了，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写了一篇文章，安排了自己的后事，文章的内容是：“骨肉埋葬在大地上，魂魄随风飞散。死后何必回葬故土，才能羽化登仙。就把我埋在长安的北外城吧，我就在这里安息了。”
　　等到杜邺死了以后，家人就按他生前的安排为他办理了后事，没有让他尸骨还乡，而是埋在了长安。他生前写的那篇文章，被刻在了石头上，埋在了墓地旁边。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篇自撰墓志铭了。
　　中国人向来就有叶落归根、归葬故土的习俗，无论死在哪里，也要将尸骨运回到故乡的土地上埋葬。汉代的时候这种思想更为严重。可杜邺在这件事上却很看得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有青山。”这种旷达的胸怀，令人叹服。
　　杨贵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他对待死后的态度也十分豁达。
　　杨贵家业富足，活着的时候生活很优裕，但临死的时候，他却嘱咐家人，将他裸葬在终南山即可。那个时代，有钱人家都讲究厚葬，而杨贵却恰恰相反，厚生薄死，提倡检葬，实在难得。杨贵对待死亡的豁达，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
　　以上两位古人对死亡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这种看轻死亡的超然态度，对我们当代人也有启迪意义。

□唐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