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在大队担任了通讯员。这年夏天，一场“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在全县展开。公社通知，县里要派一个工作队来我们村开展工作，搞这场运动。
　　头天晚上，大队召开了大小队全体干部会议，安排了工作队进村的各项事宜。党支部书记要求我，找好工作队住宿的家户，安排好队员的吃饭问题，并具体负责第二天工作队进村的接待任务。
　　来我们大队搞运动的工作队一共6人，都是从县各个单位抽调出来的，有农业、科技、公安、法院、银行等单位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其中，队长1人，指导员1人，队员4人。
　　在工作队进村的这天早上，我给他们找好了宿舍，是一家农户的三间大北房，工作队6个人全部住在这里，便于工作。他们的吃饭问题也安排好了，6个人，6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安排1个，全部吃派饭，挨家挨户管。那时候，工作队下乡，绝不搞特殊，全在老百姓家吃饭。他们也绝不白吃饭，上边有统一规定，吃老百姓的饭必须付饭钱，每顿饭一毛钱，四两粮票；一天是三毛钱，一斤二两粮票。他们下乡，村里只安排住处，对任何人都不提供铺盖。
　　吃过早饭，我和大队的干部们守候在大队部的院子里迎接工作队进村。大队部是原来的关帝庙，院子里有几株梧桐树，我们都站在梧桐树下等候工作队的到来。从9点半开始，队长、指导员先后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报到了。紧接着其他3名队员也陆续在11点前准时到来。这个时候，我们便开始忙碌起来，来一个安排一个，等把他们安排好，饭派好，就将近12点了。这时候，我们才发觉还有一个队员没有报到，大队干部和一个生产队长都在大队部焦急地等候。
　　天气炎热，人们在大队院子里的梧桐树下边乘凉，边谈论，等候着最后一名队员的到来。就在这个时候，从大队队部的院门外走进一个陌生人。远远望去，这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上去二十来岁，个子不高，穿着朴素，脚穿一双土布鞋，背上背着一个用细麻绳打成背包的铺盖，身上挎着一个军绿色的挎包，汗流浃背，精神抖数地来到我们跟前。原来他就是我们要等的最后一名工作队员。他叫刘延年，是县种子公司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他是唯一一名背着铺盖下乡的工作队员。他家离我们村15里，大学毕业不久，家里经济不宽裕，买不起自行车，无论去县里单位上班，还是下乡，他都是背着铺盖卷儿步行去的。我们赶紧接过他的铺盖，安排到住处，让生产队长领着他先去吃饭。
　　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工作队和村里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白天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晚上研究工作和开会，从来没有向大队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没有短缺过老百姓的饭钱和粮票，更没有吃过一顿公家饭。他们有事请假，当晚回去，第二天一早准时回来。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刘延年，他请假回家、回单位，还是那样步行着去，步行着来，从没有向同事借过自行车，更没有向大队开口解决交通问题。他的工作作风，深深地让村民们感动。
　　这件事情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我常常想起这段经历，眼前常常出现刘延年同志背着铺盖卷儿报到的影子，而且每每想起都回味无穷。那个年月，我们的干部是多么的廉洁、节俭啊，虽然生活艰苦，但是他们的精神面貌是那样的旺盛，工作作风是那样的过硬。

薛振堂（河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