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时经常可以看到、读到“官吏”一词，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名词，指的都是“官”。其实，在中国古代，“官”与“吏”根本不是一回事，两者虽然同属治理阶层，却在身份、职责、地位上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可以说是泾渭分明。
　　在先秦时期，“官”与“吏”的界限并不清晰。例如，《左传》中提到的“三吏”，指的是太师、太保、太傅这样的高级官员，而非后世意义上的“吏”。战国时期的李斯年轻时曾担任“郡小吏”，但这里的“小吏”更类似于基层官员，而非后来的文书办事员。总体讲，在早期，“吏”并非低贱职业，而是泛指各类治理者。
　　秦汉时期，随着官僚制度的完善，“官”与“吏”的区分逐渐明显。《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令、县长属于“官”，而县丞、县尉以下的“斗食”“佐史”则属于“吏”。此时的“吏”虽地位较低，但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如汉高祖刘邦早年通过考试成为“泗水亭长”，萧何、曹参也曾担任地方吏职。
　　不过，吏员的权力并不容小觑。西汉名将周勃曾因被诬陷入狱，饱受狱吏欺辱，最终不得不贿赂狱吏以求脱身。出狱后，他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可见，即便位高权重，官员在具体执行层面仍受制于吏员。
　　隋唐时期，科举制的确立使“官”与“吏”彻底分道扬镳：官员多由科举选拔，属于“朝廷命官”，享有品级和俸禄；而吏员则沦为不入流的办事人员，由官员自行招募，甚至子孙不得参加科举。
　　宋代以后，吏员的地位进一步下降。由于官员多为科举出身，缺乏实际政务经验，地方治理往往依赖熟悉本地事务的吏员。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曾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这种依赖导致吏员虽无正式权力，却能在税收、司法等领域上下其手，甚至架空朝廷下派的官员。
　　尽管地位悬殊，官与吏的关系却极为微妙。官员需要吏员处理具体事务，如文书起草、税收征缴、案件审理等；而吏员则依附于官员，靠其发放薪俸、提拔重用。然而，由于吏员多为本地人，熟悉地方势力，常与豪强勾结，欺上瞒下。官员若不通世故，极易被蒙蔽，甚至因吏员贪腐而受牵连。《水浒传》中的宋江，身为“刀笔小吏”，常因出身低微而自卑，每逢梁山好汉推举首领，他总是谦让，自称“小吏”不配居高位。这一细节生动反映了明清时期吏员的尴尬处境——虽握有实权，却难获社会尊重。

□钱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