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酒，与汾酒并称为山西清香型白酒“双璧”，其酿造史均可追溯至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清代《山西通志》中有“汾潞之火酒盛行于世”的记载，印证着它在历史上的辉煌地位。
　　近日，山西经济出版社重磅推出我国首部白酒与抗战史料交叉领域专著《天脊清流：潞酒的1937-1949》。这部由著名酒史专家、山西省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文清与经济学博士王馨雨合著的力作，以翔实的档案史料为基，首次将有着“中国酒脊”之称的潞酒置于全民族抗战与解放战争的宏大叙事中，揭开了一段从宴席佳酿到战略血脉的尘封史诗。
　　《天脊清流》的核心突破，便是将学术研究的目光从潞酒悠久的商贸史，转向了1937年至1949年那段救亡图存的艰苦岁月。书中以确凿的史料考证提出：抗战时期的潞酒厂，最早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白酒生产企业之一，堪称共和国白酒工业的“长子”。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太行抗日根据地，这传承千年的“清香”被赋予了沉甸甸的战略使命，成为支撑抗战的“硬核”物资。八路军兵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首创用潞酒代替珍贵酒精，成功还原硝酸银制造出子弹底火的关键材料——雷汞，每一颗射向日寇的子弹，都凝结着这特殊的“火种”；面对日军严密封锁导致的汽油断绝，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潞酒大量提纯为高浓度酒精，为八路军的汽车、运输队提供了澎湃动力，保障了后勤生命线的畅通；在缺医少药的战地医院，潞酒更是成为消毒、疗伤、止痛的“良药”，为数以万计的伤员减轻痛苦、挽救生命。
　　日本侵略者对潞酒的觊觎，早在20世纪初便已开始。为实施其“大陆政策”，日方开展了系统性的情报搜集工作。1901年，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间谍机构“东亚同文书院”在上海成立后，派遣大量人员深入山西调查，于1920年编纂的《中国省别全志·山西省志》中，对潞酒的产量、工艺、品类乃至价格记载得极尽翔实，明确指出其为当地主要物产。1936年，侵华日军山冈师团编纂的《山西大观》中，也详细罗列了长治、潞城等地“酿造潞酒”的信息。
　　这些精准到令人咋舌的情报工作，暴露了侵略者意图长期经济掠夺的野心。因此，保护并发展根据地的潞酒生产，将其成功转化为抗战力量，本身就是一场粉碎敌人经济侵略、巩固我方经济基础的重要战役。潞酒的守护与发展，成为敌后战场经济斗争的一个生动缩影。
　　全面抗战初期，为支援前线、解决医疗用酒急需，长治等地的潞酒坊纷纷扩大生产。边区政府实行“对内自由，对外统制”的贸易政策，将白酒列入“禁运入口”名单，全力保护本地产业。同时，通过设立专卖商店、贸易经理处，利用潞酒等土特产从敌占区换回急需的药品、布匹等物资，为抗战初期的物资保障立下汗马功劳。
　　1941年至1943年，根据地遭遇日军疯狂扫荡和罕见旱蝗灾害，陷入极端粮荒。在这一艰难时刻，边区政府于1943年1月创造性地发布《关于腐烂粮食准予造酒的通令》，允许并鼓励利用备战中腐烂变质的粮食酿酒，将其作为补充财政收入的重要措施，在绝境中为潞酒生产找到了生存之路。
　　到了抗战胜利前期，为彻底杜绝好粮酿酒、集中资源保障抗战，边区政府于1943年12月下令“酿酒业一律改为政府经营”。此后，潞酒生产完全纳入公营轨道，实行专卖制度，并进一步细化运销管理办法，标志着其完全成为服务于军事与经济大局的公有制战略产业。这条从私营扶持、到利用烂粮维持、再到全面公营专卖的发展主线，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领导军民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艰苦奋斗的卓越能力。
　　从唐宋“陌路相逢醉人多”的繁华，到明清“香飘万里醉半山”的美誉，再到抗战时期化为“太行血脉”的传奇，潞酒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流淌不息、与国家民族命运共振的文明缩影。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潞酒正迎来品牌复兴与文化传承的重大机遇。长治市已将白酒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集群，着力打造“浊漳清酿古韵悠长”的区域公共文化品牌。
　　在山西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背景下，《天脊清流》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让更多人了解到，山西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更有光荣的红色传统。这杯承载着英雄气概、匠心传承与坚韧精神的佳酿，正跨越历史长河，将其“清香”化为激励今人砥砺前行的文化力量。
　　回望历史，潞酒在烽火岁月中完成了从佳酿到战略物资的蜕变，成为民族抗战的“硬核”力量；展望未来，这瓶承载着红色基因的千年名酒，正以全新的姿态续写着时代篇章。

□张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