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
　　我叫郑振虎，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今年80周岁。我家也有家风家规，概括起来就是“六不一做”，即不说脏话，不骂人；不说谎话，不骗人；不偷东西，不坑人，老实做人。这是从我父辈传下来的。父亲没有上过正式学校，仅上过一个时期的私塾。大概是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吧，他文化水平虽然不高，家教却很严，经常给我们讲为人之道，处事之规。他对我们说：做人要老实，做事要踏实，对人要诚实。稍一发现家人有不对劲的地方，就严加管教，生怕我们学坏。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读小学二年级。记不清是什么原因，和邻居家孩子吵嘴打架，他用指甲抠破了我的脖颈，我握紧拳头照他的鼻子就是一拳。他爸爸到我家告状，父亲见人家孩子流了鼻血，便非常严厉地呵斥我：“你怎么打人了，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说着照屁股踹了我一脚。妈妈在一旁不敢多说什么，只是爱怜地把我从地上扶起来，嘟哝了一句：“那也不能这样打孩子呀。”父亲还是不依不饶地说：“有理没理，先管自己，管好自己，再去评理。”接着就是罚站，让我反省，好一顿训斥。还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一起玩耍时，无意中学着大人们讲脏话，被父亲发现后，回家挨了训、吃了打。从那以后，我便严守“六不一做”，不敢越雷池半步，终身恪守。
　　母亲是小山村的农家女子，尊敬老人，宽厚待人。她操持家务起早贪黑，勤俭节约，任劳任怨，且理财精打细算，“穿衣吃饭量家当，粮食从囤尖省”，把家料理得殷殷实实，是子女们勤俭持家的楷模。
　　父辈的家风家规，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用一生。
　　我作为家中唯一男孩，父辈中的长子，应该是十亩地里一棵谷——娇孩。可我从没有娇过、惯过。从小就学做家务，干农活；在校时暑假放牲口、割草、下地劳动，养成了终生不辍劳作，事必亲躬的习惯。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所学校当校长时，一位同乡对我说：“郑校长，你当校长了，得注意注意仪表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穿补丁衣裳大掌鞋？”当时，我的一身装束打扮，在某些人眼里，看起来有些寒酸。但我认为，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穿衣吃饭量家当”，只要整齐干净，穿旧点、有补丁的衣服，又未尝不可呢？
　　一个好的家风、家规，需要继续传承，也需要培育和发展。当我的子女稍懂事时，我便告诉他们这“六不一做”家规。生活中一旦发现他们中哪个有不规言行，就及时给与批评教育。同时，家教，不能光靠说，还得靠做。
　　大儿子在太原上学时，假期正赶上村里唱好戏。剧场没有座位，大家一窝蜂似的拿着座位往剧场挤，我儿子拿着板凳，被人挤得东倒西歪，磕破了维持秩序民兵连长的头。我听说后，第一时间把人家送往医院治疗，并负担了全部医药费。事后还带礼物到他家赔礼道歉。儿子不理解，认为自己不是故意的，要不是别人挤，不会磕着他。我对儿子解释说：“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不管什么原因，总是咱的板凳磕破了人家的头，有了错，就要敢于承认，出了事，就要敢于担当。
　　实践是培养孩子们优秀品德的最好途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家里修新房，除匠工外，贴小工，运材料，做饭、烧火、搬砖、担水、炼石灰……我和老伴带领四个孩子自己干。不仅节省了一大笔费用，还让儿女们经受了劳动的锻炼，体验了生活的艰辛。不过，孩子们也还听话，在校时都是“三好学生”，参加工作后，在单位踏实工作，团结同志，屡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社会上真诚待人，是遵纪守法的模范。但我还是随时叮嘱他们要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廉洁自律，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孩子们听话，努力，三个男孩，老大、老三担任了领导职务，老二是有名的高中教师。乡里乡亲有什么事找到他们，他们热情款待，鼎力相助。乡亲们都说，郑老师的孩子个个有教养，宽厚正直。
　　这“六不一做”家风家规，虽不是什么大法，也不是什么全面的道德章程，但它是做人的起码要求，对一个人的启蒙教育，乃至一个人的成长、成才，都是不可缺少的道德因素。我希望它能够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

郑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