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三月，为了落实广开言路的工作，文帝废除了言论罪。他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据说帝尧时期的做法。只有废除法律规定的言论罪，才能真正地开辟言路，让大家大胆说话。儒家创始人孔子曾经大赞帝尧“则天”,但他却容不得不同意见和不同学说（“异端”），他做鲁国大司寇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少正卯，因为少正卯能言善辩。当然，孔子以前，以言论治罪的最著名的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帝王纣,还有西周的厉王,其下场都很惨。文帝能够主动地废除言论罪,并且能够屡次言及自己“不德”“德薄”，正说明他有真正的自信，这也是西汉帝国处于朝气蓬勃的时期的原因。
　　第三，废止肉刑。这是由著名的缇萦事件引起的。汉初有三种肉刑：断左右脚趾，黥型、劓刑。缇萦是父亲因犯法要接受肉刑，缇萦的一番话大大感动了文帝，于是下诏“其除肉刑”。他说虞舜的时候，只是把犯了不同罪行穿的不同于正常人的服装画出来，挂到公开场合，百姓就不犯罪了。文帝认为那才是“至治”的表现。而现在有三种肉刑，犯罪的现象却屡禁不止，原因是“朕德薄而教不明”，以致“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在“教未施而刑加”的情况下，如果有人想改恶从善，他的“从善”之道已经被剥夺了；而且一旦受刑，那种痛苦必然伴随终身，那是不人道的（“不德”），做官的怎么还称得上是“为民父母”呢？
　　第四，改变农村政策，免除农田租税。文帝朝为了解决边塞军用粮食问题，太子家令晁错上书言：“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引晁错上文帝《论贵粟疏》）他的办法就是号召农民往边境输送粮食，只要输送的粮食达到一定的量，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爵位，等于农民用多余的粮食买爵位，这样，有钱人可以用钱卖粮食输送到边塞,换取爵位。那么，天下的粮食就足够用了。所以,用这个办法，完全可以先免除农民的田赋，而国家的存粮也会迅速增加，边塞很快就会有足够用支五年以上的粮食，然后就可以让有粮的农民往郡县输送，这样地方库存很快会有足资一年支用的粮食，即使遭到水旱灾害，也可保证天下安宁。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于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五月下令“除田之租税”。这是一件亘古未有的大事件。在文帝看来：“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又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这里文帝表达了与晁错同样的意见——不能让农民和商人同样出租税，这是本末倒置的事。这一政策施行了十三年，到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恢复田税的一半，但是，在上郡以西大旱时，又只好恢复了国家卖爵的法令，并且压低了各级爵位的价钱，还可以用钱免除徒刑服役的处罚，新犯罪的人可以用输送粮食免除罪行。等于部分地恢复了晁错制定的法令。到汉武帝初期，不到四十年时间，《汉书·食货志》写道：“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完全印证了晁错的预料。

李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