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景两代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天下“大治”的时期，如果说在维护文景两代社会安定、在保障这一时期经济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法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汉文帝对汉律的贡献，才是他铸造大汉帝国辉煌的武器。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历史，仍然觉得汉文帝是一位高耸于中国法治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有过一句名言：“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武帝大概也以此自居，但他不是——人们总是夸耀武帝的“雄才大略”，如果没有他父祖两代的国力积累，他汉武帝凭什么施展他的“雄才大略”？他其实只是利用他的父祖两代的积累，北逐匈奴、南抚百越的武力征服罢了，他的祖父汉文帝才是一位“非常”的皇帝：在有了极权专制的机会时，他总是谦逊卑躬地征求意见；当他有了可以独裁的权力时，他放弃了这个权力，念念在民，在在富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不推卸责任，他总是把各种问题归于自身的“德薄”或“不德”，还命令有关部门不准把责任下卸，也不准祠官在祈福的时候，把功劳算在自己个人身上，不要独自享受祠官所祈之福。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皇帝如果推卸责任和独揽功勋荣耀，然后享受神职人员的祝福，而不首先把幸福送给人民（“百姓不与焉”），那就反而加重和彰显了自己的“不德”。正因为如此，作为封建皇帝，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朝廷和万民之上，做到了从善如流。请看文帝如何对待与他自己有关的两件具体案子。
　　第一件案子：惊驾案。一次，文帝出行，路过渭水的中桥时，有人从桥下跑出来，文帝驾车的马受到了惊吓，大约文帝也被吓了一跳，他命令护卫的骑兵把那个人抓起来，交给廷尉张释之。张释之在审问中得知，此人是个乡下人，从县里来，听到警跸，躲到桥底下了，觉得已经很久了，皇帝的车队一定已经过桥了，就从桥下走出来，一看皇帝的车驾正在过桥，立刻就跑，这就把驾车的马惊着了。张释之对他判了罚金。文帝对此很愤怒：“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尽管文帝发了怒，尽管文帝过了“良久”才认可张释之的判案（“当”）结果，但是毕竟还是认可了。这涉及对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的大问题。张释之对法律的解释和执行都是合适的，不因原告方是皇帝就把惊驾者处死，在张释之那里，县民和皇帝是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的，这就是法律的“公共”性，也是法律的尊严。汉文帝最终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也没有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也就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稳定——那些把自己和自己的私利置于法律之上、甚至左右法律、从而引起国破家亡的暴君，首先是破坏了法律的尊严，也动摇了法律的可信度，对文帝的表现恐怕不能理解。后来的“佞臣”对张释之的表现也不能理解，因为张释之没有把皇帝放在比法律更重要的位置上，而且，那个专制制度从来都是把皇帝看作是高于一切的，法律也是为皇帝服务的工具，再一层层扩大下去，由皇帝的家族，继续扩大到为皇帝服务的官员族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特殊群体，他们同样把法律当作维护自己特权的工具，万民也都是皇帝和这个族群的奴隶。到了这个地步，这个王朝也就接近灭亡了。

李蹊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