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也就是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皇帝下令锦衣卫逮捕马录、李璋、李珏、章纶、马秀等审过此案的官员。刑部尚书态度摇摆不定，时而认为铁案，时而认为疑案，致使嘉靖帝认为颜颐寿结党营私，欺骗圣上，于是震怒，下令逮捕颜颐寿、刘玉、王启、聂贤、刘文庄、张沐、徐文华、顾必等众多官员。被牵连的官员多达百人。同年八月，又下令桂萼总管刑部，张璁总管都察院，方献夫总管大理寺事务，全权负责审理李福达案。
　　经过这场争斗，朝廷里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太仆卿汪玄锡和光禄少卿余才偶然说了一句：李福达案已知详细，为何生出更多的事来才停止？大学士贾泳因马录是其河南老乡，送书信安慰，被告发后，责令提前退休。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迎合圣上，严刑拷打官员，马录屈打成招，承认带着私人感情，使无辜之人被判有罪。于是，释放李福达等人。马录被判戍边，编入南丹卫，子孙世代戍边，又下令逮捕给事中刘琦、常泰、张逵、程恪、王科、沈放、秦祐、郑一鹏等40余人，贬大理寺少卿徐文华、顾必戍边。本来一个简单的案件，由于牵扯上朝廷中的政治争斗，变成了嘉靖皇帝与文官集团的较量，这就决定了文官们的悲惨命运。
　　直到三十九年后，意外发生的一件事，才使这一冤案得以昭雪。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四川妖寇蔡伯贯被擒，供认山西李同为其师，而李同是李福达的亲孙子，几代人传播白莲教，假称是唐皇室后裔，蛊惑人心，造反叛乱。山西巡抚、按察使据此上报朝廷，得以查清真相。此时，嘉靖已故，隆庆继位，内阁首辅徐阶起草的《世宗遗诏》曰：“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在系者，即先释放复职。”凡因言论获罪的大臣，活着的召回来继续使用，去世的抚恤家属，在牢里关着的立即官复原职。至此，一大批官员才算彻底昭雪。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宣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