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的拆迁安置纠纷，让退役军人申某陷入被动。一份14年前的房屋转让约定，一次抱着试试看心态的线上申请，为他厘清了事实脉络，维护了其合法权益。
　　申某是一名退役军人。14年前，他的父亲申某勇与姑妈申某某签订了一份房屋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申某勇向申某某支付45万元，申某某将该房屋转让给申某勇；钱款结清后，申某某出具收据并限期交付房屋；房屋交付后，因户口转入、房屋过户、拆迁等后续原因产生的全部手续由申某勇办理，相关费用由申某某承担。签约当天，申某勇支付45万元现金，申某某出具收据并签字捺印。白纸黑字，双方各执一份。这份14年前的协议，在此后一场姑侄对簿公堂的诉讼中，成为定分止争的关键所在。
　　后来，该房屋面临拆迁。申某勇向当地街道办事处提交了房屋转让协议书和收据，并书面说明：申某某曾向其借款，后以该房屋抵偿该笔债务，现因申某某失联，由自己全权办理拆迁手续。拆迁完成后，申某勇接收安置房，出具具结书，街道办留档备案。同一年，申某勇因病去世，申某继承了该安置房。此后多年，无人对该房屋的产权提出异议。
　　平静被一张传票打破。申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主张自己才是被拆迁主体。申某作为第三人收到传票后陷入焦虑——协议是父亲签的，钱是父亲付的，如今父亲过世，当年的细节谁能说得清？
　　申某通过“法润老兵”微信小程序提交了法律服务申请。律师志愿者受理后立即梳理证据材料。因当年交易以现金完成，转账记录、银行流水均无从查证，父亲与申某某之间的协议细节，以及款项支付是否有隐情，这些关键事实随申某勇离世而难以还原。了解情况后，律师志愿者确定以超出诉讼时效为由进行答辩，同时指导申某寻找父亲遗物，协调街道办事处调取原始拆迁档案。尘封多年的材料中，街道办事处的留存档案中出现了两份申某某出具的收据，金额分别为20万元和45万元，落款时间均为房屋转让协议书签订当天。
　　面对追问，申某道出隐情：申某某曾有赌博和诈骗恶习，欠下大笔外债。父亲与其达成协议，向她提供借款，申某某则以该房屋转让作为抵偿。拆迁时申某某正在服刑，无法签字。律师志愿者走访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佐证了上述事实。
　　庭审中，申某某先是否认签名，后又辩称自己当时在服刑，对房屋拆迁不知情。律师志愿者指出：申某某出狱已近十年，对房屋拆迁毫不知情，不合常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本案拆迁协议签订已远超法定期限。法院据此裁定驳回申某某起诉。申某某上诉后，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14年前的一纸协议，两份泛黄的收据，最终让这场姑侄之争尘埃落定。协议从来不是一纸空文——它是权利义务的确认，也是争议发生时最可靠的“证人”。而“法润老兵”律师志愿者的专业与执着，让退役军人申某在父亲离世、真相悬置的不利境地中，守住了本应属于他的合法权益。本报记者邢晓瑞见习记者冯妍蓉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五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号）
　　第六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
　　第九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