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个案例为例

　　《新媒体伦理之我见》提到，职业伦理、技术伦理、社会伦理、公民道德和商业伦理，似仍未穷尽新媒体伦理的形塑源。实际上，这些“浅层”伦理的背后，隐藏着其关键性作用的力量、数据和资本。
　　以数据而言。当数据无所不在，所有的事物都被裹挟其中。对产业发展来说，这是无比繁兴的市场。比如，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主题论坛的名称即是，“计算机未来：算力驱动万物互联。”一派乐观的情绪下，实际上，数据的庞大程度已经远超常人的想象边界。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大数据行业市场现状调研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统计，2018年我国产生的数据量为7.6ZB，2025年将增至48.6ZB。即便保守如英特尔，2020年预计中国产生的数据量也将达到8ZB。“ZB”是十万亿亿字节，比目前存储器常用的TB级，有着1024×1024× 1024，即10亿倍的差距。
　　对新媒体而言，可以大致做一个数量级判断：2015到2025年娱乐数据（来自数字电视、在线视频、音乐和游戏的数据）将增长7.8倍，未来在总体数据中的占比将从46%降到25%。这尚未计算5G、AI和工业互联网伴生或者激发出的数据交互需求。
　　相应的，是投融资疯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韩涵统计，2012年至2016年，国内大数据领域融资超过1600起，其中透露融资额度的1300起，共计1200亿元，2016年融资同比增长189.7%。
　　讨论新媒体伦理，这是必须清楚的背景。用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可以尝试具体分析伦理实践所面临的隐性影响因素。
　　其一，“寒门状元之死”案例，百度搜索结果约13，500，000条；其二，“乔碧萝”事件，百度结果约20，000，000条；其三，最近发生的“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百度搜索结果约11，400，000条。前两件发生在2019年，后一件起源在今年9月12日，关注量级基本相当，引发的也都是负面的伦理色彩。
　　限于篇幅，我们仅简单重述三个事件。以关系复杂程度的升序排列，乔碧萝利用直播平台的“美颜”和“美声”软件欺骗观众；咪蒙旗下团队以刺激社会情绪的虚构故事诱导增加阅读量；《人物》杂志新媒体平台刊发关于“外卖骑手”生存状况调查引发社会争议。
　　首先，之所以判定它们都是伦理事件，是因为即便在古典伦理学范畴中，它们都牵涉到“善的原则和正义”。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三个事件反映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论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次，之所以作为新媒体伦理的讨论案例，是因为它们均发生在信息的公共传播领域。既涉及以个体为主的自传播，也包括向企业化、团队化转变的组织传播，还涵盖了传统新闻采集方式引发社会互动带来的融合传播。
　　再次，之所以选择这三起事件，是因为它们的表面之下，都隐藏着涌动的潜流。我们可以在浅层次来分析媒介伦理的走向、驱动和引导，也可以深入表层之下，索隐抉微，发现那些庞大无匹之“巨兽”的草灰蛇线。
　　从最浅的层面来看，乔碧萝个人、“才华有限青年”团队与外卖平台，在信息和信息处理方式上，与公众或公德之间产生了令人不适的偏离。欺骗、虚假、委蛇，直接冲击着媒介传播中曾约定俗称的基本法则。这是互联网的必然结果，“不论身处何地，都在第一时间被联系在一起”，不仅创造了“生产和交易的最高效率”，也导致信息传播节点的验证迟滞。
　　与此相适应，近年来从制度、队伍、技术等多维度着手，国内创新和推出了一系列的决策，对内容生产者、传播者、平台方都进行了强劲约束。比如，2017年对自媒体的一波整治，中国第一狗仔卓伟、名侦探赵五儿、全明星探等一大批账号被封。网信部门依法约谈网站，责令履行主体责任，加强账号管理等等，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渲染隐私、炫富享乐、低俗媚俗等现象。
　　不过，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从这些事件出现的时间——在整治之后，以及处理的时间——影响造成之后，可以略窥一斑。问题恰恰出现在几乎无解之处。在《人物》的报道里，复旦大学教授卢向华提出一个观点，“算法本身是‘去智化’的”，基于大量的数据，总结最佳规律。这同卡斯特1996年在《网络社会的崛起》里的观点，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世界经济将）最终依赖于通过电子技术对信息作随机处理的‘非人’的资本主义逻辑”。庞大的数据，内生了“去智”的算法；要素的流动，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等同于“非人”的资本。乔碧萝、咪蒙、外卖骑手，这些同平台之间只有使用而非雇用的关系，近似于项飚对印度IT人才被全球“猎身”的观察，“导致了新的财富积累策略、新的价值转移方式和新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关系”。
　　过去所曾依赖的解决办法，大都来自于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互限互促，这是伦理得以成立的最重要基础。同样，面临“个体化”的紧逼——如《全球“猎身”》指出，“群体内的凝聚力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在当今社会都已无关紧要”。技术、数据和资本，同向发力驱策的“人的异化”，是对新媒体伦理，乃至伦理最大的现实威胁，也是未来最需克服的实践困境。聊可安慰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环境变化的乐观：历史上的各种道德的发展和更替，归根结底都是依据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道德本身也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如同斯宾诺莎的冥思，人“依理性的命令而生活”，或可避免“心灵的许多不幸和病态”。（作者：太原日报社 史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