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花吐蕊的时候,女儿点点领到了她参加工作后的第一笔工资。
点点大名叫杭一卓。大学毕业后,通过参加应届生校园招聘,她以综合成绩第一的名次顺利入编到市里一所重点学校任教。参加工作后,点点忙着看教材、写教案、摸学情、研究制定教学计划……一门心思扑在教学工作上,就连入职手续都是同事帮忙办理的。直到学校财务室通知领工资,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是一名可以自食其力的教育工作者了!
拿到工资的第一天晚上,兴奋的点点就筹划着如何使用这一笔小小的财富:小学生需要激励,得买一些有意思的小奖品;外婆腿脚经常麻木,需要买一台按摩椅;爷爷奶奶住在大山里,要带他们出来旅游一次,看看外面的世界;爸爸妈妈供自己上大学,好几年没添新衣裳了;还有大伯、大妈、姑姑姨姨舅舅……在点点的预算里,家里的每一位长辈都应该送一份有意义的纪念礼物。
说实话,点点是个节俭的孩子。小时候,每周50元零花钱,她除了买些学习用品,啥也舍不得买,每周总会省下二三十元。上大学后,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七八百元,节约得让我都有些吃惊!
这一回,点点有了自己的收入,我决定放手让她自己支配一次。
点点是个行动派,说干就干。第一件事,她在网上为外婆订购了一款按摩椅,外婆身体不好、行动不便,这样一来在家里就能做全身按摩了。第二件事,就是趁“五一”假期,带着年过八旬的爷爷奶奶来了次两日游,自驾去了永济普救寺、万固寺,看了黄河大铁牛,登了鹳雀楼……第三件事,点点拉着我和她爸爸来到本市最大的商场里。点点爸在一家国企办公室任职,可能是因为主抓党建工作的原因,他的衣着相当单调,不是白衬衣配蓝黑色西服,就是白衬衣配蓝黑色夹克。点点早想给爸爸换换形象了。可点点爸很固执,说男装款式就那么几样,没啥可换的,坚决不要。几经“交涉”,最后,只同意让点点给他买了一双皮鞋,换下了脚上开了胶的旧鞋。
点点想送我一条金项链。可说实话,我实在舍不得花女儿的钱。我知道,在点点的预算里,她一直想给自己买架古琴,拍套汉服写真,还想驾车去一趟她曾支教过的果洛藏族自治州俄尔金希望学校……要把这些事一一安排好,她那并不算丰厚的收入,根本不够!
就在我俩争执不下,点点费尽心思想说服我的时候,我们居住的郭村岔口发生了一件大事:村里要修路了。
郭村岔口是个城中村,前几年村里安装大暖,路被挖开,再填上,从此路面就坑坑洼洼,尤其是我们这个巷口有个下水道,车来车往,井盖不止一次被轧坏,为防止车轱辘陷进去,只好拉来一只大垃圾箱堵上,大小车辆经过时都得小心翼翼绕着走,实在不方便。现在村里终于要修路了,大家都说是好事,甚至有点翘首盼望的感觉。可是告示贴了好久了,一点动工的意思都没有。
有一天晚上,我们下班回家,刚吃过晚饭,忽然,门铃响了。点点去开门,一见来人,就语带惊喜地说:“是你们呀!快请进、快请进!”
来的是3个年轻人,可能是怕打扰我们,他们没有进门,而是站在门口说话。我好奇地起身去看。点点介绍说:“他们都是村委会的,去年冬天,我们一起工作时认识的。”
我恍然间大悟。去年疫情期间,尧都区有一段时间全面封控,当时,点点作为党员志愿者曾在村委会组织下,每天和他们一起安排居民做核酸。虽然他们那会儿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看不清长什么样,但声音还是很熟悉的……当时,我还由衷地夸他们大疫面前有担当、有作为,村里疫情防控以及物资调配措施都相当得力。
来人告诉我们,这次村里修路,上面拨了一些钱,村委会出一些钱,但资金还是有缺口。他们挨家挨户上门,就是趁晚上下班家里有人,动员大家捐款的。说完,放下捐款倡议书,他们就礼貌地告辞了。
他们走了,点点却沉默了。她坐在客厅的吊篮上,拿着倡议书一遍一遍看。
良久,她好像终于下定什么决心似的,利索地跳下吊篮,对我们一扬倡议书,说:“村里修路,我捐3000元!”
我大吃一惊,劝她:“既然是倡议,捐不捐都行。再说,也不用一下捐那么多,你还没买古琴或者拍写真呢!”
点点说:“古琴以后再买,写真集以后再拍。我在大学入党时,我爸就跟我说过,入党不是说从此就拥有了什么特权,而是要在以后的日子里,加强服务意识。村里修路,有我贡献的一份力量,以后走在平坦的路上,我心里也舒畅。”
点点爸闻言,笑道:“有觉悟,不愧是我的女儿!好!”
只有我在一旁无力地“抗议”:“早知道我就让你给我买金项链了!”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清晨,我们一起来到工程指挥部,点点如愿捐出3000元钱。回家后,她把捐款收据很郑重地收进一个推光漆的首饰盒里,说:“这就是我送给自己的入职礼物!”
董亚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