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在《朋友四型》中写道：“一个人命里不见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绝对不可没有朋友。”而我要说的是，一个人无论贫穷、富有，都要拥有一间温馨的书房。
　　就我而言，书房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居住在古矿西区50平方米的房子里，以及后来搬到古矿南区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在已经拥挤不堪的情况下，我仍然把阳台和半间卧室之间的门联窗打掉，开辟出半间明亮的书房。不管读书与否，在书房里即便静坐10分钟，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坐在书房里，心甘情愿让书把自己包围，也是一种幸福。
　　第一次接触书房是什么时候早已不记得了，后来母亲和我说，在我很小时，父亲就给我订《婴儿画报》《幼儿画报》等，并耐心地给我读，在讲到小鸡在太阳下面长时间暴晒中暑晕倒后，我突然有所反应，父亲很高兴，于是大量地给我讲有趣的儿童故事，包括历史故事。
　　有记忆的是七八岁，在姥爷家看着高大的书柜上整整齐齐摆放着十几本半新不旧的书籍，有《唐诗三百首》与《〈红楼梦〉诗词注解》等，迫不及待喊着姥爷帮我拿下来《〈红楼梦〉诗词注解》。姥爷一字一句给我读开了，我在姥爷身边认真地看着，这应该是我认字的开端吧。到十二三岁，又接触到简本文白对照的《黄帝内经》《左传》《战国策》《国语》等，这时我已经学会了自己阅读，在书房里与两三千年前的先贤们“促膝长谈”。
　　后来父亲给我买了一张电脑书柜一体桌，底下是电脑桌，上面是书柜，我就把当时所有的书都放在书柜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书柜上已放不下我的书，只好又把背后的书柜也霸占了。背后的书柜是父母结婚时买的，我占了三层，顶层我够不见；剩余的书随手放在触手可及的方桌上，方桌既可折叠又可拼成圆形，也是父母结婚时买的，几乎没用过。这样，方桌也成了我放书的地方了。
　　在古矿南区一待就是12年。这12年里，我在书房里看了很多书。由于我身体不便，有时家人顾不上帮我拿书，自己便艰难地、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把椅子随着身子转到后面的书柜前拿书，然后再慢慢地坐回到书桌前。有时朋友们来找我，我也会把书放回原位，再和她们聊天。她们也会帮我放书，都知道我是个“虽有急，卷束齐”的人，把书放回原位后才和大家嬉闹。当书房有点乱时，我都会尽我所能简单整理，把看完的书放回原位，把准备看的书拿出来放在手边；有时看书时会不小心把书页翻破，我都会看着家人帮我用透明胶带把书粘得整整齐齐，不让书有一处残缺、破角。“有缺坏，就补之”——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做到了。
　　那时我已经有100多本书了，我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我能记得住任何一本书在书柜的第几层、第几本，随手一找就找得见。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康熙要看《仕林轶语》，太监说找不见，康熙立马说：“在上书房北墙，第三个格第二个橱第四本就是了。”当时我以为这是演绎康熙的记性好，后来在自己整理书籍中才体会到这不是演绎，而是真正的实践。看书也是一个分析、归纳、总结的过程，自然而然地会把同类的书籍放在一起，看的书越多越容易在脑海中产生深刻的记忆，哪怕只是“看个书皮”，也会在书房“三千佳丽”中一眼找到需要的那“位”。
　　从一个人的书房就可以大致了解这个人。周作人在《书房一角》中也说道：“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掂出一点斤两来了。”
　　后来从古矿南区恋恋不舍地搬走后，父亲将新家主卧作为书房送给了我，于是我给书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秋韵斋”，又请杨柳老师帮我撰了副对联：“江河湖海融为墨；桃李杏梅树作章。”在新书房里，我创作了不少的作品，也看了不少的书。
　　说到这里，我也“炫耀”下记性。前几年在北京康复治疗，晚上无所事事，我觉得不能让时间白白地浪费，于是发微信给母亲，让母亲有时间给我捎来需要看的书，我是这样写的：“在第四排书柜第二层第X本就是了。”果然母亲按我说的，不费吹灰之力、准确无误就找到我所要的书了；有时书架上少了几本书，我一眼就能看出少的是哪几本，得知是父亲拿走看了，我才放心。
　　27岁，我有了自己的大书房，更是疯狂地买书，母亲总是说：“先把手头这些书看完再买吧。”但母亲不知道，有些书一旦错过就不可能再有，我看见好书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再慢慢看。我拿出余秋雨、余光中、林清玄等大家的“证据”让母亲看，母亲看到我信手拈来为自己买书所找的狡辩的“证据”，又一次向我妥协了。
　　书房带给我的总是快乐、兴奋、自励、安慰，以及自豪。环顾书房，现在我已拥有上千本书了。

赵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