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村子叫令花村，在芮城县城北边不远处。从我记事起，听村里村外人都叫她“梨花村”。为啥叫“梨花村”？据说是因为现在的令花村在周代是当时古魏王的梨花园。梨花村的称呼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从何时起叫令花村就不得而知了。
　　历史的风吹散了梨花香，千年的时光将梨花园沉淀成了菜畦。小时常听人打趣说“梨花村，怪怪的，出了一窝卖菜的”。的确，种菜卖菜一度是令花人基本的谋生手段。
　　父亲是这片菜畦里一个沉默的耕者。幼时记忆里，父亲总是佝偻着背，在我家对面那不大的菜园里摆弄着白菜、萝卜、葱蒜等时鲜蔬菜。菜园北角的轱辘井是他最忠实的伙伴，吱呀声中，父亲不停提起水桶浇灌菜园。水珠落在菜叶上，闪着晨曦的微光，也映出家庭生活的希望。
　　种菜可不是简单的事，其中的劳作辛苦自不必说。我家种的最多的是大白菜，每到霜降，父亲便在后院把收回家的大白菜根对根垒成矮堆。他一边仔细垒菜，一边低声念叨着：“菜和人一样，冻不得，也燥不得……菜堆中间要留空隙通风，降温了还要再盖一层玉米秆……”也不知道他是在试着教我，还是在提醒他自己。
　　菜要卖上好价钱，也是有讲究的。父亲深知“货卖一张皮”的道理，在赶集的前几天，他要凑个好天气把白菜晾晒晾晒，细心整理一番，剔净烂叶，擦净泥土，这样的大白菜棵棵饱满，青绿鲜亮。晚间白菜要搬回屋里，放在地面铺好的草扇子上，用马蔺作绳捆上两道，再严严实实盖上旧棉被，这是怕把白菜冻着了。
　　赶集卖菜的日子总是披星戴月。卖菜的那天，天不亮就要把白菜装上架子车，拉到十几里外的集市去卖。上小学的我每逢星期天放假，就得帮父亲去卖菜。架子车吱扭扭地碾过土路，我攥着麻绳在前头使劲拽，父亲扶着菜车辕杆在后边用力拉。父子俩喘着粗气，吃力地走在晨雾里，就像当时家里的生活那般沉重艰难。
　　令花村人卖菜，西面最远得到本县的阳城镇，东面最远跑到平陆县的洪池、常乐，更多的时候是去西陌镇赶集。那时的西陌镇集东西一条街，饭店和集市最热闹处在东头，菜市场在西边。买菜的人从东西两头来，也不会见菜就买，而是边走边看，货比三家，所以靠近菜市场中间的摊位更容易把菜卖出去。我和父亲冬天卖菜，赶到集市时还能看到晓星残月。顾不上天冷和疲乏，最要紧的是先找个好摊位，这才宽心地去街道东面的饭店吃早饭。下馆子也着实寒酸，吃两毛五一碗羊肉泡馍的不多见，多数人吃的是五分钱一碗的醪糟泡馍。更节俭的是二分钱一碗的开水泡馍，馍馍都是自带的给店铺切碎冲热。因为家庭的不富裕和父亲的节俭，我父子俩通常吃的都是醪糟泡馍。若是他独个去卖菜的话，开水冲辣子面放点盐醋，拿馍馍蘸着吃就是他的一顿饭。
　　在集市上，父亲不像别人卖菜那样喜欢吆喝，更多的时候是蹲在架子车前，边抽烟边打量着，期待有人来问问菜的价格。赶集遇上行情好，一车菜能卖20多元钱，父亲的心情会像冬天的太阳，明亮又暖和，回家路上有时还会哼上一段眉户戏。遇上行情不好，菜价低，或是车上还剩不少菜没卖出去，回去的路上父亲就会紧绷着脸，沉默得像块生铁，压得人喘不过气。
　　种菜卖菜似乎是浸润到当年令花村人骨子里的一件事。我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还常和发小甘玲赶集卖菜。和父辈不同的是，年轻人头脑灵活，我们拉着架子车去学张、南卫沿山一带走村串巷卖菜。遇上村民要用鸡蛋、小油或粮食换菜，我们都欣然接受。即便我上了大学，寒暑假期间还会和姐夫开着手扶拖拉机去平陆县洪池、常乐赶集卖菜。
　　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父亲晚年也不再以种菜卖菜为生了。如今，我和妻子也都退休，过着含饴弄孙的惬意生活。但当年跟着父亲卖菜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常对孙辈们讲起轱辘井与马蔺绳，讲述西陌集市的晨霜如何凝结在白菜帮上。这些故事里没有梨花香，却飘着更绵长的香——那是汗水渗进泥土的味道和白菜的清香，是几代人用脊梁撑起的艰苦岁月。

范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