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上初中时，语文老师有次偶然提及赵树理，讲他是一位农民文学家，讲他的小说素材大都取自农村，特别讲他的小说语言非常接地气，喜欢用一些地方口语，还特地举了一些例子，像事情不大就叫“屁大点事”，一个人名声不好那就“比狗屎还臭”，胆子小的人生怕“柿叶掉下来碰破了头”之类。我们听了都笑。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赵树理这个名字。在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眼里，作家是有光环的，非常神圣。可作家的文字不是应该很严肃吗？至少写出来的句子要显出几分文气才好呀。可这赵树理，怎么把这些大白话写进小说里？还“屁”呀“屎”的，听起来似乎总不太文雅；但细细一琢磨，又莫名地觉出几分亲切。这些句子，多有生活味儿，就像隔壁张大爷跟我说过的一个歇后语“被窝里放屁——能文（闻）能武（捂）”，一想起来我就笑。于是在我心底，便烙下了赵树理这个名字。
　　后来上了师专，终于有机会真正去接触赵树理。记得那阵子，我常常泡在图书馆里，有关赵树理的小说、评论等，能找到的我都细细翻看了一遍。尤其是他的《小二黑结婚》，我读了好几遍，“三仙姑”“二诸葛”，我跟他们都混得很熟。对了，二诸葛的老婆也对二诸葛说过：“你一辈子放个屁也要卜一课，究竟抵了些什么事？”这些通俗易懂、幽默诙谐的文字，每次读后总让我忍俊不禁。我这才发现，这种口语化语言的通俗运用，用老百姓喜欢听也能听懂的语言去写人记事，恰恰就是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标识，也是赵树理小说广为流行的“通行证”。
　　赵树理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打小起便跟着父亲去做农活，“无论犁地、摇耧，还是扬场、撒粪，没有一样能难住他”。这些农民经常做的活计，他烂熟于心；对于农民经受的困顿与苦难，他也感同身受。或许正是这种骨子里流淌着的农民的血液，让他一直关心农民、关注农村。此后，他的身份虽然多有变化，比如读书考上长治省立第四师范，让他有了知识分子的底色；他后来在革命根据地办报、创刊、撰稿、编剧，又扮演着文人的角色；参加牺盟会，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做过地方的县委副书记，这让他又拥有了干部的身份，但有一点他始终不变，那就是他的农民本色。他永葆的是一颗农民初心，“为农民写作”成了他一生的信条。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对赵树理的定位是很准的，赵树理确实称得上一位农民文学家。他的小说，深深扎根于农村；他小说中的人物，也离不开农村这片土地。他以农民的视角来审视农民的问题，通过讲述农民的故事而获得农民的认同。诚如他对自己的一番评价：“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这个志愿，赵树理实现了。
　　赵树理“为农民写作”这一创作理念，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在当时的解放区，《李有才板话》和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一起被列为干部学习的参考资料。
　　1946年6月，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赵树理的《地板》。1947年8月，陈荒煤在《人民日报》发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至此，“赵树理方向”正式确立。
　　今天，当我们回看赵树理的小说，依然能够从那些有趣的故事情节里，在那些素朴的字里行间，读出一股清新的大地的气息，如雨后泥土的芬芳，滋润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田。

王庭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