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个口号叫得很响：抓革命、促生产，安全正点保春运！彼时春运总体规模比现在小得多。客流仅为探亲者与全国三十万左右的大学生（如今已近千万）；而“文革”期间大学、中专不招生，也就鲜有寒假往返的“学生流”。
　　当时我在大同火车站检修火车，目睹了春节客流高峰期的那些场面。春节前后在大同车站常常看见车还没停稳，站台上黑压压的人便蜂拥到车门口。人们干着急，上不去；很多人背着大包提小袋穿来窜去，所有车门口都拥堵不堪，车厢早已爆满。
　　某日一趟进京过路车，出站信号机早已显示绿灯，可就是开不了，因为那些挤不上去的旅客不甘心，死死抓住老式客车的“手把杆”；站方出动多人连拉带拽，趁此空当儿车总算开了，但刚启动，突见有人复又抓着手把杆，边走边往车梯上迈腿。他一步走不好，腿就会伸到站台下边；只见女列车员双手紧握手把杆，伸出一条腿假踹（倘动真的更危险），那人顺势就手扒下她的一只皮鞋，狠摔在站台上。此类场面，几乎每趟车都有。由于条件所限，我从未在老家过春节。1977年母亲来信，让我“务必回家过个年”。路上遭老罪啦，大同至北京这段本已吃不消；而北京站换乘，开车就爆满，座底地板的狭小空间里全都躺着人，就连靠背顶上也“耍杂技”，甚至有人上了行李架。地板上的人可谓亲密无间，那才叫水泄不通哩。我好不容易拔出腿，却又没处落脚，只好金鸡独立，找缝儿强行插入，那阵势，就差人摞人啦。尽管不敢喝水，难免憋不住，然而厕所近在咫尺，可就是过不去，待拼到目的地，却见里面有4个人，幸亏都是男性。
　　后来又回老家过了个年，只是再也不敢受那“扒一层皮”的罪，索性走“极端”于除夕下午动身次日早晨到，结果车厢里只有仨人，还享用了一顿七成饱的免费水饺。

杜浙泉（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