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丽的韩江畔有一座祠堂，古朴典雅，端庄肃穆。拾阶而上，进入山门，只见祠堂分为前后两进院落，旁带走廊。前院梁间挂满名家匾额，沿壁环列历代碑刻，其中不乏书法珍品。后院筑在比前院高出几米的台基上，供奉着唐朝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塑像，堂上挂有对联：“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岭娇；到官才八月，潮平鳄诸，于今香火遍瀛州。”对联恰是对韩文公在潮州贡献的真实写照。
　　韩愈作为大文豪，文学成就自不待言，而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同样光芒四射。唐元和十年（819年），作为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流放的路上，对赶来同行的侄孙留下遗书般的诗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在潮州八个月的时间，他弃切肤之痛于不顾，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付诸为民办事的行动中，延师兴学，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对当地发展起到开化的功效。
　　八年的安史之乱，给社会造成巨大伤害，经济萧条，人民流离失所，佛道两教大行其道。加之皇帝倡导，全国寺观遍布，佛教之徒拥有政治经济特权，严重影响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作为一个有强烈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的文人，韩愈极力主张排斥佛道，倡导恢复儒家纲常名教和仁义道德，首次提出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和人文价值为核心的道统论，试图用儒家学说代替佛教、道教。他一生为之奔走呼号，复兴儒家思想，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应对佛道两教对儒家的挑战，延续发展儒家学说，开启了宋明朱程理学的先河。道统论成为其法律观的理论依据。
　　韩愈做过多年地方官，又担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等官职，对唐朝的法律制度有深刻感悟。他从道统论出发，坚持儒家仁义道德，补充孟子、荀子的人性论，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形成自己的法律观。他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现在《原道》《原性》《原毁》《论佛骨表》等著作中。
　　在法律起源上，他主张顺应天意，圣人制刑。他认为法是道的体现，源于圣人的意识和行为。圣人是天生性善、道德高尚、完美无缺的伟人。他对尧舜禹推崇备至，认为是他们创造人类社会，不但教给人们生养之道，使人们免除饥寒、疾病和灾难，而且创立礼乐诗书，教化民众，启发民众，还创制刑政，规范民众行为，使人们免于纷争，过上有秩序的生活。他还宣扬天刑说，给法律披上神秘外衣，继承发展商朝的神权法思想，认为天有威灵，赏功而罚祸。
　　在法与礼关系上，他主张“德礼为先、辅以政刑”，只有在德礼教化失去作用时，才使用刑罚。在《复仇状》中，韩文公认为礼与法作为王教之端，是王政的两个侧面，复仇行为合乎礼，执行法律往往有损社会孝义信仰，不执行法律又会妨碍社会秩序。凡是遇到复仇案件，应兼顾礼法，应将情况呈尚书省集体讨论处理决定。韩文公在当时就认识到礼、法、情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对就案办案，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判决，难能可贵。
　　在民本问题上，韩愈关心民众疾苦，减轻赋税，改革弊政，通过法律打击与民争利的盐铁官卖，缓解社会矛盾。
　　人的思想观念大多和经历有密切关系，韩文公也不例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中道又失去兄长。多数时间寄人篱下，遍尝人间辛酸，养成坚毅自强的性格。弱冠之年赴长安科举考试，先后三次失败，并没有让他气馁，终于在25岁时登进士第。进入官场后，又屡屡不顺，两入幕府，屡遭贬谪，皆因性格太刚太直，得罪人太多。直到随裴度出征淮西，凭功授职刑部侍郎。又因谏迎佛骨，言论尖锐，得罪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八个月，放下个人荣辱得失，为民做了许多事情，潮州人民非常感念韩公，把笔架山改为韩山，把鳄溪改为韩江，江山为之改姓，古今少见，赢得生前身后名。现在当地还流传韩文公许多事迹。有一次，正逢潮州大雨，洪水泛滥，他到城外先察看水势，后看地形，吩咐随从紧跟他的马后，凡是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随后吩咐百姓，按照竿标筑堤。插了竹竿的地方拱出一条山脉，堵住北来的洪水，从此不再患水灾了。这座山后来称为“竹竿山”。
　　现在韩山、韩江和江上的桥以及潮州城楼，已经成为潮州的旅游胜地，国内外人们来到潮州欣赏美丽的山水，同时追慕韩文公的品德和深邃的思想，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