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下地回来，辛苦你们专门跑一趟。放心吧，我身体好多了。”杜奶奶站在门口，殷切地说道，“这事就这么了结吧，都是邻居，没必要结仇。你们为这事儿忙了好几天，带点自家种的红薯和腌的酸菜走吧！”在去杜奶奶家里送达撤诉裁定书的当天，看着她真诚的目光，我深切地感受到，群众所带来的温度，竟与那初夏的骄阳一样，温暖而炙热。
　　这一切，还要从2024年5月7日说起。那天，作为刑事审判庭的一名初任法官，这起关于高龄老人发生冲突的刑事自诉案卷宗，第一次映入了我的眼帘。

“就是你推的我”

　　赵奶奶（68岁）与杜奶奶（71岁）同住一条街道，两家是斜对门。2023年12月某日，大雪过后，赵奶奶的丈夫石大爷在街上铲雪，杜奶奶见状出言阻止：“别往我家门口铲，过几天我还要做生意，结了冰就没法干了。”石大爷未予理会，继续铲雪，双方遂发生口角。
　　赵奶奶闻声从家中走出。此时，石大爷将雪铲向对面，杜奶奶随即又将雪铲回。一来二去的，忽闻“扑通”一声，杜奶奶突然倒地，头部撞上赵奶奶家门口的路沿石。现场顿时一片慌乱。“快拿纸来，头磕破了！”有邻居听到动静，赶忙上前搀扶。杜奶奶的儿媳原某某随后将她送往医院，现场人员报了警。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展开调查。然而，在连续询问几名当事人后，发现各方对事实的陈述存在根本分歧：杜奶奶及其儿媳一口咬定是赵奶奶从背后推倒所致；而赵奶奶与石大爷则一致表示杜奶奶是自己摔倒的。由于缺乏监控录像等直接证据，双方各执一词，案件陷入僵局。
　　为查清事实，派出所民警逐一询问了现场邻居并制作了笔录。2024年2月，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杜奶奶右额顶部头皮裂伤愈合瘢痕长10.6厘米，构成轻伤二级。
　　此后，派出所与村委会多次组织双方调解，试图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然而，赵奶奶始终坚持并非自己推倒杜奶奶，拒绝承担赔偿。多次调解未果，派出所依法向杜奶奶送达了刑事诉权告知书，告知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据此，杜奶奶向高平市人民法院正式提起刑事自诉。

“我只是要个说法”

　　“老年人打架的刑事自诉案件比较难处理”，几位老法官在办公室跟我说道，“尤其是这类缺乏监控视频等直接证据的案件，案件事实细节难以查清，仅凭口供办案具有较大风险，最后无论是判决有罪还是无罪，都将遗留问题，当事人的矛盾也并不能得到实质性化解，后续纠纷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面对这样的案情和前辈们的经验之谈，我最初也以为，这将是一桩棘手的故意伤害案。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我的看法逐渐改变。
　　在询问赵奶奶家属时，我了解到，她因本案久拖不决，心脏病复发住院，已无法参与后续庭审。而杜奶奶一方则坦言，他们并非执意追究对方刑事责任，也非索要高额赔偿——双方本无旧怨，矛盾的根源在于赵奶奶一家事后未曾探望、也拒绝赔偿的态度。他们要的，更多是一句道歉、一个说法。杜奶奶同样希望尽快了结此事，让生活重回正轨。
　　“双方都想尽快解决，这就是案件的突破口，也是我们接下来应该努力的方向。”考虑到两位老人年事已高、出行不便，也为更直观地了解现场情况，我和同事决定：主动上门，现场问案。

“以后要和睦相处”

　　2024年5月底的一天，刚开完庭，我和审判团队的同事们便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往当事人住处。在与派出所办案民警简要沟通案情后，随即赶往当地村委会，通过村委会干部联系了双方子女。
　　调解初期，双方子女虽心存芥蒂，但就两个核心事实达成共识：一是杜奶奶于争执中受伤，二是其医疗费用的合理性。同时，双方子女承诺在取得母亲授权后，便主导后续调解。
　　中午1时30分许，经多方协调，双方子女初步达成一致意见。我随即通知他们回家将结果如实告知其母亲并签署授权委托书。约20分钟后，双方子女携带完备的授权手续返回调解现场，并确认两位母亲对调解内容无异议。随后，在法院与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双方子女签署了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完毕。杜奶奶还委托其儿子向赵奶奶出具了谅解书，声明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当场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
　　下午4时左右，审判团队分别走进两位老人的家进行回访。两位老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宽慰的笑容，她们对案件结果均表示满意，并一再感谢各方工作人员为此事所做的努力。“此事就此揭过，咱们往后更要和睦相处！”离开前，我再次对两位老人及家属说道。夕阳的余晖中，这句嘱咐为这起案件写下了案结事了人和的最佳注脚。

法官心语

　　于我而言，法官的职责，从不局限于“坐堂问案”，而在于主动“下堂调查”。走入一线，我才真切体会到：唯有深入一线，主动作为，才能透过案卷，看见案件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沉心倾听，便能拨开迷雾；换位思考，方能寻得症结。古语云：“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作为司法工作者，我坚信，唯有以群众看得见的方式践行法律，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推动纠纷实质化解，才是对法治精神最好的诠释。

作者系高平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尚瑶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