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太原，一碗头脑，一壶黄酒……
　　此时的广州，山西经济日报原部主任、现任中山大学山西校友会会长高建民在“云”端如约而至。
　　按下一串号码，记者与高建民约起了“云”早茶。
　　相隔千山万水，这位素未谋面的前辈声音爽朗且温和。从他多位老同事的口中，记者了解到他在山西经济日报社的轨迹：1988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便扎根新闻战线多年，从现代周刊到农村部，再到专题部、体育部，几乎涉足了《山西经济日报》的各个采编部门。
　　“是报社这个平台塑造了现在的我。”高建民的声音带着岁月沉淀后的味道。他坦言初入行时领导的教诲如同烙印般深刻，“记者，就是砍柴人。刀不磨快，哪有好柴烧？多积累、多写、多接触，见识广了，笔下的文章才有分量。”这句朴素的箴言，成为他人生的信条。
　　就如我们话题中的这篇稿件，1991年震动三晋的深度报道——《瓶颈梗阻，症结何在——山西：5760多万吨存煤的前前后后》，电话那端的他，呼吸仿佛也带有煤尘的气息。
　　“这个新闻点，是刻在我骨子里的。”高建民的回答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沉重，“我是矿工子弟，从小在矿区长大。煤炭，就是我家的饭碗，是我爸的工资条……”这份源自生命体验的焦灼，驱使着时任工商部记者的他，将目光投向那堆积如山的5760万吨存煤——一个足以让整个山西经济有压力的数字。
　　“5760万吨！”他的音量陡然拔高，瞬间将记者拽回1991年那个朔风凛冽的寒冬，“那是悬在山西人头顶的警报器啊！”
　　彼时，全国经济尚在低谷徘徊，高建民敏锐地捕捉到一组异常的数据：全省煤炭产量稳步增长（同比增长5.4%），销售却悄然下滑（同比下降0.12%），年末矿存煤已达5760万吨，比年初激增41.8%。这场景与“能源紧缺”的普遍认知形成悖论。
　　“那时，煤炭积压是个敏感话题，许多人选择视而不见，甚至将其视为‘家底厚实’的证明。”高建民回忆道。
　　当同行还在追逐表面的产销数据，高建民已决意潜入“深水区”。他奔走在矿务局、统计局、煤炭集运站之间，在冰冷的数字之外捕捉更真实的声音。
　　历经艰辛求证，《瓶颈梗阻，症结何在》上下篇如利剑出鞘，不仅精准解剖了堵在晋煤咽喉的“三重梗阻”，更透过积煤现象，直指产业深层痼疾：国家扶持下产能快速扩张；晋煤外运通道脆弱，煤炭“乘车难”；经济低速运行需求降温。
　　报道一经刊出如巨石投湖。“跟你说句玩笑话，当时有基层官员感慨‘字字戳心’，有矿企管理者如获至宝，将报纸在调度会上传阅。”回忆起当时，高建民哈哈笑道，“作为新闻人，就应该将真相写出来。”
　　头脑已冷、黄酒微凉，仿佛都在述说着一代新闻人的不易。高建民所经历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资深报人的回忆，更以其经验告诉我们：砍柴人，功夫在砍柴之外，更在那日复一日的磨刀之中。

本报实习记者仝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