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献血屋出来，左胳膊绷带下还有些隐隐的疼。我骑着小黄车一路前行，7月的骄阳把车座晒得滚烫。微疼麻胀的酸爽中，关于献血的那些往事一一浮现眼前。
　　第一次献血，我研究生刚刚毕业。初到延吉，我兴冲冲地想要体验这里的一切，包括献血。登上金达莱广场的献血车，做完指标检测，一根粗长的针管扎进左胳膊，青涩的我哪见过这种阵仗，看着血液静静地从自己的胳膊流进血袋，豆大的汗珠从脑门渗出，脸色煞白。护士询问还能坚持吗？嗯，我刚咬牙应了一声，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待护士把我扶到护理床躺下，我的衣服已经全湿透了，缓缓补了点水，又吃了几片面包，我灰溜溜地下了车。捧着一颗奉献的红心，却未能改变晕血的现实，100毫升的献血，在三分自豪和七分遗憾中结束了。记不清后来是怎么回到宿舍的，只记得当时工作人员还送我一把伞作为纪念，伞上赫然写着延吉血液中心几个大字。那之后好长时间，我很难跨越自己晕血的事实。对于献血，总想尽一份绵薄之力，但终可望而不可即。
　　2013年，我借调到山西省政府研究室工作，每天臀不离凳地起草文稿，充实而忙碌。4月的一天，献血大巴开进政府大院，机关党委号召同志们献血献爱心。献血地址选在刚刚修缮一新的渊谊堂。办公室的徐健老兄，伸展一下长期伏案弯曲的腰，约我下楼凑凑热闹。参加献血的警卫连战士个个身强体壮，谈笑间献血完毕跑步回营。不过也有晕针晕血的，我看见一个小战士满脸煞白、浑身湿透，被战友架走了，真像当年的我啊。徐健开玩笑说，在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这次你肯定没问题。我忐忑着登记完毕，站在长长的献血队伍中。我要对自己进行一次脱敏治疗。
　　这次抽血我从头到尾一眼没看针头和血袋，一直提醒自己不要慌，盼着自己别出糗。强作镇定没几分钟后，我感觉心跳加速，即将挺不住时，忽然听到护士说可以了。我心头一喜，使劲摁住止血胶带。徐健高兴地说，从此以后你就走出来了。
　　心理学上将脱敏疗法分为系统脱敏和冲击脱敏，系统脱敏是逐渐暴露，适应恐惧；直接面对，消除恐惧，为冲击脱敏。这次的献血经历让我重燃献血的念头，我决定要反复加强这种认知和体验，系统脱敏。此后，我把献血当一件改变自己的事来做，柳巷献血屋、五一广场献血屋、梅园献血屋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那年，我无意中接触到罗振宇的逻辑思维：死磕精神加长期主义。他把每年的跨年演讲主题定为时间的朋友，攒人生的劲。在时间维度的加持下，我献血更加无畏而执着，目前为止已献血14次，献血总量5300毫升。一个成年人的血液约占体重的7%，这样看来，我的身体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全血更新。
　　多次献血的经历，使我对身体的健康与疾病、愉悦与压力、抗拒与接受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身体只是生命的载体，既不受控于我又呈现多维度的意义，因此，对本体的血液流进客体的血袋也没有了从前的神秘和畏惧，彻底脱敏。我想自己年轻时的晕血晕针，大概更多是由于阅历太浅、涉世不深、内心不够强大。
　　每年的献血计划之外还有变化。去年西藏之行，我突然产生了在高原献一次血的冲动。行程最后一天下午，我走上布达拉宫广场的献血车，藏族护士小哥娴熟地操作着检测仪器，几分钟后惋惜地问道，上午吃了什么，血脂有点高。我着急辩解，这几天旅游太劳累，况且转氨酶也不高。护士小哥劝慰我先休息休息，明天再来。献血的念头一旦产生，像中了邪一样挥之不去。返程一夜卧铺到了青海。这里离西藏虽远，却还是在高原。我没敢吃饭，还故意多喝了几瓶水，西宁大十字献血屋刚开门，头一个进去献血。这次很顺利。
　　献血窗口经常贴着各类血型告急的纸张。可纵有满腔热情，但血液是诚实的。我见过三五个年轻人一时兴起相约而来，都因转氨酶偏高或血脂高而不能献血；我见过病人在医院等着输血，一群家属争相献血，却因各自原因未能如愿而相互抱怨；我见过单位组织献血时，看似强壮的男同事最早被排除在外；我也见过一位60多岁身材干瘦的老人献血过程极为麻利，终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拥有孩子般的血液，清澈无杂质，流动极快。
　　每次走进献血屋，我总能萌发“累木为基，叠甓成楼”的踏实笃定；每当收到“您的血液检验合格，即将用于临床救治患者”的短信，瞬时便乐不可支。正是这样的满足和确幸激励着我常年运动，保持健康，继续前行。今年省城血液中心为鼓励市民献血，出台多种惠利政策，启动了电子献血卡的申领，我领到了热血星球荣誉卡，偶尔享受着坐公交游景区的免费福利。生活不易，每遇积郁之事，我就打开手机自恋地看着满屏的献血记录，一种充盈感油然而生，也许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吧。

薛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