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刘向在《说苑》中认为：“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善于读书，理论知识将成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久而久之，会找到改造现实世界的科学路径。“好读书”不如“善读书”，学以致用，权衡变通，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一本好书就是一个世界，一次阅读就是一趟心灵之旅。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堪称“善读书”的典范。司马光不仅达到“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的忘我境界，同时更善于运用读书的累累硕果。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无法入瓮救人，便破瓮让其中之人脱逃，司马光小小年纪就已学会运用“逆向思维”化解危机，诞生了人尽皆知的“司马光砸缸”典故。因时因势因需，灵活运用书中知识，来源于日常培养了好的读书方法。
　　喜欢读书的人，纸质版的，都喜欢把重要的句子和段落做一个标记，进行摘抄。革命家徐特立先生向来奉行“不动笔墨不读书”，他习惯带着问题、目的深入阅读，用笔墨固定钩沉索隐的思想结晶，而不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如此才能强化记忆，训练思维。学而不思则罔。读书与思考要成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同等重视，不能偏废，才不至于对书本知识迷惑不解、一知半解，方能深入掌握规律、培厚知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读书效果将会事半功倍。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有句名言：“理想的实现只靠干，不靠空谈。”高谈阔论的人于谋事、成事无补，难免沦为纸上谈兵的赵括，真抓实干的人不会耽于读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调查研究才能找到真知灼见，将调研结论与书中知识两相对照，起到矫正勘误的重要作用。1927年3月，毛泽东为了解中国农民运动真实情况，制定正确革命政策，赴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形成翔实、正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我党后来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奠定基础。
　　创新理论深耕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并非来自坐而论道、闭门造车。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只有坚持知行合一，让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读书活动才不至于变成一叶离岸的扁舟，才具有可持续的强大生命力与活力。

沈鑫杰